广东胡某某、薛某某等三人侵犯著作权案

一、案件事实

2019年9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胡某某、薛某某、何某某经预谋，由被告人薛某某、何某某违反与广州**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订的“知识产权及保密协议”的规定，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擅自复制了**公司《**滨海麻将》、《**射阳麻将》、《**大丰麻将》游戏的源文件、源代码（作品发表后，该行业领域人员通过反向工程容易获得，故不能认定商业秘密），并对游戏源代码进行了简单修改，再经林某某（另案处理）另行设计美术方案后，完成《趣玩滨海麻将》、《趣玩射阳麻将》和《趣玩大丰麻将》三款“换皮游戏”的开发。随后，被告人何某某、胡某某、薛某某先后从**公司辞职，后三人共同以薛某某名义设立广州华创互娱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上述“换皮游戏”。2019年12月、2020年1月、2月，《趣玩大丰麻将》、《趣玩射阳麻将》、《趣玩滨海麻将》先后上线运行。

经鉴定《趣玩滨海麻将》、《趣玩射阳麻将》、《趣玩大丰麻将》和《**滨海麻将》、《**射阳麻将》、《**大丰麻将》在文案文字、排版样式、目录源文件、源文件及源代码等方面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经查证，2020年1月至6月期间，被告人薛某某、何某某、胡某某通过推广和运营上述趣玩麻将游戏，获得点击下载、注册数量为150532个，真实玩家用户23186个，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接受玩家充值共计人民币1763035元。

二、诉讼过程

2020年9月9日，公安机关以胡某某、薛某某、何某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黄埔区检察院”审查起诉。9月10日，黄埔区检察院向**公司制发《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诉讼流程变更告知书》《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10月12日，黄埔区检察院通过黄埔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协作机制，再次召集**公司参加“权利人会议”，并制发《民事维权事项告知书》《提示被侵权风险告知书》，并引导权利人配合刑事诉讼取证工作、准备民事诉讼维权所需材料。11月30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三人提起公诉。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了该案，三被告人均当庭认罪认罚。2021年1月15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胡先放、薛杰林、何雅杰犯侵犯著作权罪，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判决后，三被告人均未上诉。2020年1月4日，**公司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三、评析意见

（一）召集“权利人会议”，当面送达、讲解告知内容，充分保障权利人诉讼权利

为充分保障权利人的诉讼权利，黄埔区检察院在向权利人制发《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后未接到任何反馈的情况下，结合疫情防控期间“权利人视频会议”经验，主动召集权利人进行面对面的“权利人会议”，解释了权利义务告知书中所列具体内容，并当面了解权利人参与诉讼、提供证据、辨别侵权物品等方面的意见。黄埔区检察院通过为权利人讲解其被侵权风险以及通过民事维权的途径和注意事宜，使权利人了解了诉讼进程，权利人表达了强烈的参与诉讼意愿，包括到庭参与诉讼、通过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等，并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实质参与案件庭审，从而实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告知价值的有效探索。

（二）对接“刑、民证据转化”“民事维权援助”，帮助权利人通过民事诉讼请求“惩罚性赔偿”，实现知识产权刑、民一体化保护

为保障权利人告知内容的实现，黄埔区检察院在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对困扰权利人的诉讼程序问题进行了解答，并主动运用“刑、民证据转化”“民事维权援助”机制对接权利义务告知，引导权利人开展一系列民事诉讼准备工作：一是开通知识产权案件刑民证据转换绿色通道，为权利人诉讼代理人查阅、复制刑事案件中关于侵权行为和违法所得的证据提供便利和支持，解决取证难、耗时长问题；二是明确诉求范围及管辖界限，告知**公司若对游戏美术作品提起侵犯著作权纠纷诉讼，则可向同一法院起诉，便于实现刑事、民事在同一法院乃至同一法官审理，通过知识产权刑事、民事审判“二合一”实现刑民一体化保护；若针对计算机软件提起侵犯著作权纠纷诉讼，则可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便于获得更高额的民事赔偿及检察机关及时的“维权援助”。经过上述一系列工作，**公司已调取到民事诉讼所需全部证据材料，并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被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提起民事诉讼。

（三）引入“技术调查机制”，破解专业领域难题，保障权利人便捷实现权利义务及案件专业化办理

    在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参与诉讼的权利义务的过程中，权利人和办案人员均会遇到专业领域技术难题。为破解技术困境，保障告知内容落实效果，黄埔区检察院通过多方集成协作组织“黄埔知识产权保护联盟”，聘请联盟内各领域专家为“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对专业问题进行技术调查，出具《知识产权专家咨询意见书》，充分论证技术手段的可行性和获取数据的客观性，从而解决了司法办案人员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时遇到的专业领域问题；亦论证了权利人自行收集证据的客观性、有效性问题，增强权利人将刑事证据作民事诉讼使用效用，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精准、全面、有效。